2009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进入阅读模式

既然是一种“需求”，那么所谓内需，必然是指国内市场上既有意愿又有购买力的那部分消费要求。近来媒体上关于“国富民穷”和“提高人民收入”的分析讨论很多，本文不再重复，我更想从另一方面探讨所谓“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

其实人人都明白，收入的普遍增长是一项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购买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消费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下降，购买力也会提高。我想这就是各地打折促销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过去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而是它们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太高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房价了。

不过，我最想重点讨论的问题还不在鼓励普通商品和服务降价这方面。在我看来，那些将拉动内需等同于“鼓励老百姓消费”的宣传员们混淆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假如“内需”，是将老百姓钱包中的钱吸引出来就能够“拉动”的话，通货膨胀就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拉动内需”的核心是使中国目前日益明显的出口导向的“生产型经济”转型为国内市场导向的“消费型经济”;而所谓“鼓励消费”，重点也不在于鼓励老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而在于鼓励形成一个有利于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经济体系。因此，拉动内需和鼓励消费的枢纽在于改变政府行为，而不是改变人民行为。

我是一个吃穿不愁的中等收入的上海市民，平时的消费的确很少。但我仔细思量一下，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我清心寡欲，而是我需要的同时又有能力支付的商品(主要是服务)实在太少了。比方说，人近中年又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非常需要保持足够的体育锻炼，假如离我家步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各种运动洗浴设施基本齐全的健身会馆年费在2000元以下(我自认为已经不算便宜了)，我想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消费的”。但我找遍整个街区，符合我要求的健身馆的最低价格是我心理价位的3倍。又如，我是个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假如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影院能够在任何时间段都买得到20元以下一张的电影票，上海的音乐厅和剧院能够有200元以下一张的音乐会门票(我以为这两个价格也已很不低了)，我想我很可能会每星期“消费”一场电影，每月“消费”一场音乐会的。这笔消费还会附带上另一个好处，我会因此大大减少在地摊上买盗版碟的开支，从而也就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了间接贡献。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一般电影和音乐会的价格也在我心理价位的3倍以上。于是，我的上述消费愿望就这么被抑制了。还有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遗产更是我这个有点文化的人的强烈爱好，但一想到景点门票比酒店价格还贵，还难免要被导游和各色宣称为我“服务”人强拉去买各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回扣的高价商品，我就止步不前了……此外还有一些消费，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我一定会有需求的——20年前我以为有个BP机就够方便了，可仅仅过了不到5年，我就开始向往拥有一部手机了。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一定有人愿意开我中意的健身馆和电影院，但他们不是因为租金太贵的市场因素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私营企业不能涉及许多文化事业的行政因素而不被允许经营。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要真正“拉动内需”，合理的途径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放松乃至取消管制，在该管的地方要坚决承担起责任，哪怕是起码的责任。前者叫不干预(等于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后者叫维护市场秩序。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特别照顾，只要他们的合法经济活动不受到随意干涉，致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4.受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内很多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境。据统计，××省去年倒闭企业5万多家，关闭7千多家;与此呼应，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返乡潮。去年底，不少地区返乡民工达到3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50%,然而，西部巴山县和平村姚三多和他的村民们却似乎感受不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呼啸。

姚三多生于1960年，和妻子巧珍育有4个儿女。他所在的和平村距离县城6.5公里，共有村民560多人(计141户)。和平村与其他农村不同的是，它的村民没有一人外出打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走出了一条通过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的路子，农户年均收入4万左右。和平村被上级授予“百村典型示范工程(名优特菜种植)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1995年的和平村，一般家庭一年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元的收入，1995年之前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主要收入是靠砍伐木料卖给当地加工厂，由于长时间的砍伐，全村林子都被砍光了，甚至连国有林也全砍光了。和平村的村民们传统上种植小麦，但由于当地气候和土壤不适合小麦的生长，往往是种100斤收100斤，好的时候才是种100斤收140~150斤，粮食不够吃而要花钱从外地购买。

1995年当地政府开始摸索帮助农民增收的新路子，初步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1998年前后，乡政府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土豆，和平村的土壤适合土豆的生长，土豆产量很高。但是因为市场价格低，加之销售渠道不畅，因而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增收之路，当地政府也曾一度鼓励村民种植木耳和香菇，但2000年以来，陕西省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政府作出了禁止培植木耳和香菇的决定。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尝试之后，巴山县政府号召县郊的广大农民利用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特点，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及和平村的村民积极参与了这一调整性行动，他们在种植土豆的同时开始尝试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家在2000年从“架豆王”(蔬菜名)上获得的收入将近700元。姚三多以及他的乡亲们逐步尝到了种植“名优特”蔬菜的甜头，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2000年以后，他们迅速扩大种植面积，除了“架豆王”之外，还包括萝卜、白菜、甘蓝、菜花、西葫芦等多个品种，按照2005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甘蓝每亩收入为4000~5000元左右。白菜每亩收入4000元左右，“架豆王”每亩收入1000~1500元，菜花每亩收入2500元左右。一般家庭的蔬菜收入在4万元左右。

2008年，和平村经由农民经纪人的努力，这些蔬菜从县城进入省城，甚至远销到京城。目前，和平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一部分村民正在搭建蔬菜大棚，打算生产反季节蔬菜。2009年初，姚三多同村里其他人一样，也准备大干一场。他买了手机，添置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新拖拉机，打算新建楼房，为小孩结婚做准备。姚三多自豪地说“俺也要为拉动内需作贡献!”

5.中国人的民生分布极不均衡：城乡之间不均衡，地区之间不均衡，阶层之间不均衡，行业之间不均衡。从民生困难的地方传出来四句话，叫做：“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篓，治安基本靠狗。”还有一句话是外国友人说的：“中国东部像是到了欧洲，到了中国西部像是到了非洲。”

在我国，不论城乡，当然主要是乡村，仍然存在小病不就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他们说：“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开个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全国约有3/4的人口，即10亿人缺医少药。缺医少药同另一部分的“医药过剩”有直接关系。在有些城市里，占全市人口百分之零点零几的少数人所耗费的医药费却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在城镇，房价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这是又一个困扰民生的大问题。贫困家庭不用说了，就是中等收入家庭，比如一个博士，工作后要积攒多少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是十几年，那要到多大岁数才能结婚?现在全国约有一百多万户城镇居民缺房，有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与此同时，看一看被揭露出的贪官，有的有几十套房子。再看一看富豪榜，名列前位的是一位又一位房地产商。反差之大，令人吃惊!